以下文字为个人目力所及整理、撰写，仅代表个人观点。哪些提及哪些没提及，部分也是故意的主观的裁剪(例如本文不提展览，无论多火)，部分是疏漏，总之也就这样了。
回顾总是有信息做支撑的，预测虽然多了主观的成分，同样要以“过去”为汤底。
2015年和博物馆“大发展”这几年里的任何一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新馆，新展览，新概念。中国的博物馆数量在过去一年里达到了4500余座。然而，笼罩在博物馆行业(其实我更乐于表达为产业)身边的迷雾，随着政府文化产业布局的清晰，变幻出各种模样。
回 顾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力度。按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理顺政府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形式”，“创新运行机制，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
2月9日，国务院发布《博物馆条例》，“所称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并明确提出“建立博物馆理事会制度”。
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商业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在现有业务范围内，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创新适合展览业发展特点的金融产品和信贷模式，推动开展展会知识产权质押等多种方式融资，进一步拓宽办展机构、展览服务企业和参展企业的融资渠道。完善融资性担保体系，加大担保机构对展览业企业的融资担保支持力度。
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公布。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并称“国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根据其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吸收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和公众参与管理”。
5月18日，年度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围绕“博物馆致力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for a ）展开。“我们呼唤一个环境更清洁、合作更深入的社会，并要求人们利用资源的同时能够对生态系统予以尊重，而博物馆能提高公众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这也是今年活动主题的着重点。”国际博协主席汉斯·马丁·辛兹教授对这一主题予以阐释，“博物馆作为教育与文化机构，在定义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博物馆通过举办教育活动和展览努力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确保博物馆成为维护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推动力。”
5月21日，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在接受访谈时表示，推行博物馆理事会制度其实就是鼓励社会参与博物馆的建设、管理、监督，并且使之形成制度化。
6月13日，年度文化遗产日活动。主题为“保护成果 全民共享”。
8月4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开展全国博物馆文化产品示范单位推介活动的通知》，旨在“为激活博物馆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博物馆文化产品研发能力和水平，培养壮大博物馆文化产品研发、经营管理队伍，打造在国际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博物馆文化产品优秀品牌，推动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富于我国博物馆特色、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体系，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9月28日，广东省博物馆联手广州地铁，在地铁广州塔站发布“千年海丝·文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展”。
11月27日，河南博物院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作为博物院监督和决策机构，未来将以理事会会议的形式开展工作，11月30日,湖南省博物馆第一届理事会在长沙成立。
12月5日至8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办的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交易博览会召开。
12月18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指出，博物馆建设应由收藏型向参与型转变，以创新引领文化发展，以共享激活馆藏资源。
12月22日，《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正式下发。在文化领域，《若干意见》提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艺、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推进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12月28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明确鼓励博物馆充分挖掘文物的文化内涵，开发文博创意产品，并依托数字、网络等技术，推动文物利用的科技创新。
预测：2016年中国博物馆的几个可能
中国4500家博物馆，在藏品、馆舍、展览、社教等方面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2016年博物馆极有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出现新的态势。
智慧博物馆
智慧博物馆的提法，自2014年下半年起，渐为业内外接受，也有不少学者撰文对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其中，尤以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先生在2014年底接受《光明日报》的采访“博物馆也得是智慧的”，及2015年他撰写的《关于智慧博物馆体系建设的思考》(发表于《中国博物馆》杂志)影响最大。
2014年底，国家文物局确定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6家博物馆为智慧博物馆试点。可以预见的是，经过2015年一年的摸索与实践，2016年，以这6家博物馆为代表，会有一批初步具备智慧博物馆性质的博物馆出现。
当然，我不认为有智慧博物馆性质，就等同于智慧博物馆本身。就我所见，博物馆也很可能在搭建起智慧框架后，疏于智慧博物馆的运营与管理，维护与升级。原因是，智慧博物馆要求博物馆要承担更多的职能、提供更多的服务，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但是博物馆受编制和财政困扰，智慧博物馆的发展仍然慢于社会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再譬如智慧博物馆提升了博物馆内部信息部门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博物馆传统中对信息部门是轻视的，博物馆是否能将智慧博物馆的技术支撑整合入博物馆的核心生产链，才是智慧博物馆最大的挑战。这时可能更需要政府主管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从各自角度予以鞭策。
文博IP
IP即知识产权概念，久已有之，然而搭上互联网+概念之后，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已经深深影响到文化创意产业。对于博物馆而言，无论其自身的公益性质、主观上是否希望以IP赢利，IP本身却是客观存在的。
当其他社会力量还在争夺小说、游戏、影视这些IP时，文博IP在实际运用中目前还主要集中于文创产品的研发。目前较为成熟、社会接受度高的IP，一是以故宫为代表的宫廷文化，一是以江浙沪博物馆为代表的文人文化，一是以广大近现代题材为代表的主旋律文化，这与博物馆的藏品存量不相符的。然而，并不排除在新的一年里，有机构会把注意力投到文博类IP上，寻找新的开发角度。此时，博物馆有没有对此有所准备?一旦有博物馆在社会力量的参与下成功运营出一个成功案例，有没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分别成立。这两个专业委员会，如果能在法律层面上厘清博物馆的相关知识产权问题，将为文博IP的资源整理与使用扫清部分法理上的障碍。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平衡博物馆公益性与文博IP赢利的关系。这也可能成为行业主管部门、博物馆与社会力量不得不面临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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